欢迎光临——镇安档案网
欢迎光临——镇安档案网
网站首页 局馆概况 馆藏介绍 工作动态 档案法规 网上展厅 工作研究 工作成果 档案编研
机关档案 名人档案 家谱档案 档案开放 档案知识 档案风采 档案人文 查询指南 档案史苑
您的位置:镇安档案网 >> 工作研究

古代丝路 实惠镇安


工作研究  加入时间:2015-09-02 16:06:41  zadaj   点击:523

目前,“一带一路”战略正在推进实施,镇安产业创新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为借史鉴今,近读清乾隆二十年(1755)刻本《镇安县志》,颇受启悟。此志有这样一则记载:“核桃,木纹最佳,可作器物,惜多空心,又难搬运。查以木产,商州甚密,镇安不过小民墙畔偶植数株,非土产也。”

在这里,一是特别指明该志所载之“核桃”,系“非土产”之物,即并不是镇安本地原产的那种结果迟、果实小、外壳硬、难剥仁的“野核桃”,而是外来作物;二是说明这种外来核桃在商州木果类中种植“甚密”,也就如北宋嘉祐六年(1061)《图经本草》所言“胡桃,今陕、洛间甚多”,或如清康熙四年《续修商志》云“胡桃(多)”,乾隆九年(1744)《直隶商州志》引《洛南志》云:“果之最盛者,无如核桃,市(卖)余犹足,供灯油之用”;三是言胡桃木“木纹最佳,可作器物”,指其材质具深纹、硬耐用,为制作器皿的上等材料,但也有“多空心、难搬运”之憾;四是说直到清乾隆前期,胡桃刚刚由商、洛传入,在“镇安不过小民墙畔偶植数株”,并未普遍种植。

那么,胡桃是从哪里传入我国的呢?原来,胡桃本产于中亚的波斯(伊朗)和大夏(阿富汗),后经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晋张华(232300)《博物志》记的明确:“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其后,《西京杂记》卷一“上林苑”亦记:“胡桃,出西域,甘美可食。”到北宋时,已广植于陕、洛之间,“江表亦时有之,南方则无”(《图经本草》)。很显然,镇安引种胡桃较晚,推广尚较为快,经历半个世纪,到清末(1908年)《镇安县乡土志》就确切记作“胡桃”,且在7种植物以籽榨油的排序上,首列“核桃油”,足见当时胡桃种植之广、产量之多。这不能不说是陆上丝路实惠镇安的一大成果。

众所周知,“丝路有陆、海二道”(法国沙畹(186519181903年著《西突厥史料》)。陆路实惠已如上所具,那海上丝路又带给镇安哪些实惠呢?下面,且以3农作物的传播加以阐明。

一曰包谷。学名玉米。别名还有番麦、玉麦、御麦、玉蜀黍等。原产北美洲南部墨西哥一带农史学家万国鼎1897—1963《中国种玉米小史》(《作物学报》19622期)断言:“王米是在16世纪初,经由海路传入我国沿海和近海各省的”。嘉靖三十九年(1560)传入陕西行省,称“西天麦”(199311月版《陕西省志·农牧志》)。但其种植并不普遍,可谓“种者亦罕”(《本草纲目》,1590年)。到清代康乾时期推广种植。

康熙四年(1665)《续修商志》记玉米为“玉麦”,三十三年(1694)《山阳初志》记曰“玉蜀黍、玉蜀秫、番麦、玉米”(见雍正《陕西通志》卷四三引)。而镇安的雍正四年(1726)《县志》中,既没有玉麦、番麦、御麦,也没有西天麦、玉蜀黍,更无玉米的记载。到乾隆二十年(1755)《镇安县志》则明确记载:“玉米,一名番麦,人畜俱食。”表明镇安种植玉米,当在清代雍正末年至乾隆前十年期间,也就是1731年至1744年,前后不过10年左右,得以迅速大面积推广,以至达到“人畜俱食”,成为主食作物。正如其后道光元年(1821)擢升陕安道的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所言“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庄,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包谷高丈许,一株常二三包。山民言:大米不及包谷耐饥,蒸饭、作馍、酿酒、饲猪均取于此,与大麦之用相当,故夏收视麦、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因此,包括镇安在内“民食皆以包谷杂粮为正庄稼”。民谣“包谷包谷,上天赐福,耐饥物宝,早茬丰收”。可见,这是海上丝路带来的镇安空前的一次主粮革命。而且,包谷秋收后,农家多半将较好的留作口粮,其余则用于酿酒或熬糖(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镇安“酿酒皆用包谷”)。同时酿酒、熬糖之下料(酒糟、糖渣)又用来喂猪,包谷枝叶用以喂牛,猪、牛粪便又作肥料,滋长庄稼,真可谓一种绿色的循环耕作。这,更是丝路实惠镇安的一大成果。

二曰红薯。学名番薯,亦称甘薯(原来写作甘藷)。又有别名山薯、山芋、地白等。原产中南美洲。“明代末,经由吕宋(菲律宾),输入中国”郭沫若1963年《满江红·纪念番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相继为广东、福建一带。查康熙《续修商志》(1665)、乾隆《直隶商州志》(1744)和雍正《镇安县志》(1726),均无相关记载。

乾隆十年(1745)四月,陕西巡抚陈宏谋(1696—1771)颁发《劝种甘薯示》,要求“凡正杂各官,有闽、广、江、浙、蜀,豫之人,正可从家乡觅带薯种,在城身先试种。如署中有能知种法者,竟可散之民间,教人种植,费力无多。一年生薯,其藤无数,一处得薯,到处传种,不几年而遍一邑矣”(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二十)。于是很快就有关中数县各从江、浙、豫、蜀购觅薯种,并雇有善种之人到陕,以薯补正粮之不足。因而,至乾隆二十年(1755)《镇安县志》记载:“山薯,味同山药,颇似南方”,足见这时甘薯在陕各地传播之迅速与广泛。说“颇似南方”,当指撰志者于乾隆十三年(1748)到任知县聂焘的家乡湖南,因为甘薯传入湖南比陕西要早,聂焘赴任时应该见到了南方山薯的长势,故作相比,也说明镇安山薯的质量并不亚于南方。随后,光绪三十四年(1908)《镇安县乡土志》记载:“山芋,即红薯,又名地白。春夏间随时可种。切丝晒干,可以备荒。”流传谚语:“不用慌、不用忙,有了红薯半年粮”。表明红薯乃是镇安山区又一重要食用与备荒的农作物。而且,红薯及其藤叶,都能用作饲养家畜,其家畜粪便又用以施肥,也是一种绿色的循环耕作。这,无疑又是丝路实惠镇安的一大成果。

三曰洋芋。学名马铃薯。别名亦称杨芋、羊芋、土豆、山药蛋等。这是仅次于小麦和玉米的全球第三大重要粮食作物,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传入我国是在明代中后期,是经台湾相继引入南方至北方。明万历年二十八年至三十八年(16001610),时任京师西城指挥使的蒋一葵撰《长安客话》卷二《黄都杂记》云:京郊所种“土豆”,绝似南方之“芋”。《兴平县志》亦记,这一时期马铃薯已在当地种植。查乾隆《直隶商州志》引《山阳志》记“山芋”云:“一名土豆”。而镇安雍正、乾隆《县志》,尚无马铃薯及其别名的记述。

到《镇安县乡土志》(1908)载:“杨芋,八、九月种,次年四月收。俗传杨侯遇春自口外掘土得之,携回作金疮药,居民于高山种之,因以为食,故呼杨芋,又名羊芋。”杨侯遇春(1761―1837),乃清代名将、一等昭勇侯,《清史稿》有传,曾任陕甘总督10年(18251835)。所“传杨侯遇春自口外掘土得之”,是指杨遇春担任陕甘总督时,从“口外”(关中地)“掘土得之”,由此镇安居民开始种植。这一记载,也与光绪《续修平利县志》所说相传杨遇春自外购得、以供军食,“山中居民始知兴种,故俗又称为杨芋”,大致一致。如若此说可信,那镇安将洋芋作为一种主食作物,是在清道光前期开始大量种植。且,洋芋与包谷、红薯一样,块茎供粮食、制淀粉、作蔬菜与酒精原料,又可用以畜饲,其牲畜粪便即作肥料,还是一种能循环耕作的农作物。至于洋芋用作金疮药,是因其具有生肌止痛、消肿疗伤的功效(参见199911月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刘道清《中国民间疗法大典》)。这,当然还是丝路实惠镇安的一大成果。

“民以食为天”。上述四大粮果足以说明,陆海丝路给镇安带来确是天大的实惠。民间常自豪自言“洋芋糊汤薯胡果,除过神仙就是我”,说的是由包谷做成煮有洋芋的糊汤饭,以及红薯、胡桃这样的美食美味,除过神仙享受,就数我等平民能来品味享用。不仅如此,丝路实惠之启迪,镇安对外商贸往来也乘势兴起。到清末,据县《乡土志》记载,对外行销的生铁、木耳、药材、皮纸、火纸、引纸、漆油、桐油、生漆等土特产品,陆运出西安,水运下洵河、往老河口及蜀河各路,随时运销鄂汉,转运南北各省。如是,带动了镇安山区整个经济社会向前发展。今天,为融入“一带一路”大潮,更要立足优势,找准定位,加大山区主导产业发展,更加主动地“走出去”而进一步打造镇安对外开放型经济,以尽快实现全面小康的美好愿景。

                     -----------作者镇安县史志办主任苟晓宏

 

上一条:抗战前期,镇安官盐商号股票的发行
下一条:如何地做好基层档案业务指导工作

  • 1
  • 版权所有 镇安县档案局 技术支持:镇安县电子政务信息中心
    邮政编码:711500 地址:陕西省镇安县城后街
    办公室电话:0914-5322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