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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助理研究员 邢显博


名人档案  加入时间:2006-11-29 10:44:21     点击:3064
   

文史助理研究员 邢显博

邢显博  19446月出生,镇安县高峰乡永丰村人,高中程度,助理研究员,先后任县委党史办主任、县文化局局长、党支部书记。19619月至19627月就读于商师,19632月至19728月在本村小学、两河中学教书,19729月至19738月任张家中学教干,19739月至I9817月在县教研室工作,19818月调县委党史办,19935月任县文化局长,2004年退休。

三十多年来,坚持学习、工作两不误,先后攻读了《列宁哲学笔记》。《中共党史讲义》以及多种文史类的高等院校教材,注重在工作实践中锤炼自己,以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对待每一项事业,在不同的岗位上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了弘扬党的光荣传统,曾涉足东北、华北、西南、一北京、西安等省市及本县乡村、征集调研大量的党史资料,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党史史实。单位荣获“党史育人功在来者”匾幅,本人被南洛地区评为党史工作“先进个人”,受到地委、行署的表彰奖励。撰写的“献身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森曾太郎、“天涯何处无芳草”、“红军老祖的故事及其发生地”等60余篇文章,分别在《特殊的战线》、《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陕西日报》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1992年编著问世的纪实文学——《十八春秋记》,20章,20万字,发行45百册,社会反响较好,《商洛报》19921220日,以醒目标题“邢显博编著的《十八春秋记》一书,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同年5月此本书及《镇安解放》等4件作品荣获商洛地区“党史优秀成果”一、二奖.1993年任县文化局长之后,知难而进,大胆开创文化工作新局面,成立了“镇安县书画学会”;成功的组织了三年“科技之春灯谜灯展”活动和全县性的文艺调演,解决了局职工办公住宅困难。近年发表在省报上的有《家乡的春联》、《红红高悬》、《春节话祭祖》等。

邢显博的文化情致

 王德强/

和邢显博先生工作在同一个小城二十多年,日常交往中我发现他一个显明特点是,与人聊谈的多数话题都是文化或是与文化相关的事,而他最健谈的要数地方党史和地方传统文化了。每每聊起来,他总是滔滔不绝像装了一肚子的资料倒不完似的。那绘声绘色激情洋溢的侃谈,绝不亚于精彩的演说,很容易叫人在倾听中受到感染。

从学历上看,邢显博先生算不上是个知识分子,可从实际学问上讲,他算得上一位学有所为的文化人,这与他对文化的 浓厚兴趣和所从事的职业有着直接的关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邢显博考入商洛师范学校,可上学不到一年就遇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学校停办,邢显博带着不能继续学习深造的遗憾回到家乡。回到家乡的邢显博先后担任过民办教师、中学教干,后调县文卫办、教研室工作……这些行当都具有较强的文化性,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胜任,这对从小就好学上进兴趣于文化的邢显博来说无疑是难得的机遇。历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多数经受过物质贫乏的煎熬,邢显博也饱受了岁月的困苦。一家五口人仅靠他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日子的栖惶可想而知。可就是在那样艰难的年月里,他对文化的渴求和兴趣却丝毫未减,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多是文化方面的事情。

也许组织正是看重了邢显博对文化的兴致和执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镇安县成立党史办公室,组织调他负责机构组建工作,后来又担任党史部门的领导职务,从此他便成为党史研究园地里的一位勤恳耕耘人。党史工作业务性较强,不仅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和较强的文字功底,还要能耐得住清水衙门的清冷和寂寞,可邢显博一干上这件与文字与资料打交通的工作,兴趣与热心就从没有让他感到过冷清和枯燥。为征编镇安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他与同事们在查阅整理现存有限资料的同时,四处寻访搜集,先后亲自跑遍大江南北18个省市,4次上京访问兵团省军级老革命老领导20多人,曾代表商洛和陕西党史部门到湖北鄂豫革命史编辑部考察交流业务,先后寻访征集详实史料170余万字,而后与同事们夜伴青灯坐冷凳,研究整理和出版党史专著5部达百余万字。在审定有关党史书稿时,邢显博上京见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当年预鄂陕游击根据地党委书记汪锋,汪老充分肯定了这些党史研究成果。在做好党史征编工作之余,他还利用手头掌握的史料,个人创作出版了十多万字的革命历史纪实文学《十八春秋记》,这部著作荣获了商洛党史成果一等奖,为当时商洛各县市撰写革命史话开了头,也是目前为止商洛革命史话唯一的一部著作。倘若没有对党史文化的情趣和兴致,能在这个整天与史料与文字打交道的清寂枯燥岗位一呆就是十六年,且能取得了那样的成果,恐怕就很难了。

在党史研究领域,同行们称誉邢显博先生为商洛党史专家,这当然不是奉承话。也可以这样说吧,在镇安乃至商洛的党史长廊中,邢显博更象是一位热情而称职的“导游”,这个“角色”在他退居二线和退休后的时间里更为明显,也更忙碌。近几年来,商洛各县(区)的党史部门同行常有人慕名到镇安找他获取有关资料和请教于他有关党史研究方面的经验,还先后有省内外几家新闻媒体到镇安采访有关史料。 2004年秋天,湖北钟祥市委宣传部、党史办和电视台专程到镇安来找邢显博先生采访当年中原解放军突围情况。2005年,夏豫、陕、甘三媒体拍摄《重走长征路》专题片时,请他提供有关史料,他领着拍摄组边拍摄外景边介绍情况,那娴熟的解说令媒体工作人员啧啧称道.今年商洛市电视台拍摄红二十五军长征资料片,邢显博提供了许多详实的情况,配合并协助电视台完成了8集电视历史记录片《长征——留给商洛的红色记忆》。由于他是一位地方“党史通”,所以每年清明及“七一”等节日纪念活动,当地不少学校、单位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中,都请他讲述地方革命史,先后作革命传统报告几十场次,不少学校还聘请他为校外辅导员。

如果说,兴致于党史文化研究对邢显博来说带有职业的爱好,那么他对地方传统文化的钟情便是职业之外的情趣了。他曾有过这样的思考,陕西自古以来就是一块得天独厚的文化沃土,而地处秦岭南麓一偶的镇安,在南来的“下湖人”与北来的“本地人”交融中所形成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是值得探究的。于是他根据个人的知识积淀和实践,去不断接近、触摸和研究当地的历史文化,从中愈发感到这些传统优秀文化鉴古益今的作用。1993年,调任县文化局领导职务的邢显博,在做好文化领导工作之余,又兴致于碑石文化。当时他了解到,陕西的汉中、安康等地都出版了有关碑石文化方面的书籍,也领悟到碑石文化是一个地区人文历史的反映,函盖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风俗民情及社会的兴衰变迁等,是地方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商洛不乏碑石遗存,却还没有人进行专门搜集研究。有了这种意识后,他利用下乡的机会和工作之余跋涉于镇安的山山岭岭沟沟岔岔,考察到镇安碑石遗存破坏较小,初略得知全县现存有民清至民国时期的碑石500余通,更增添了他搜集探究碑石文化的兴趣。为详尽考察发现和记录研究这些碑石,他饿过肚子摔过跤,吃了不少苦头,有时为考察一通碑石,往往要走一天的山路,却常常为发现一通有价值的碑石,象获得了一件稀世珍宝一样兴奋不已,全然忘记了艰辛和疲劳。后来,为拓展碑石考察研究范围,进一步了解商洛境内的碑石,邢显博还到商南、洛南、商州、丹凤、柞水等县区广泛考察搜集碑石遗存。就这样前前后后经过四五年时间的艰苦踏寻搜集,他先后记录整理了28万字的商洛碑石文稿,同时拍摄了大量的碑石图片。2003年由商洛市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了《商洛碑石选编》,这部书填补了商洛碑石文化著述的空白,为挖掘研究商洛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为此,时任镇安县委宣传部长章登畅先生在为他写的一篇题为《至诚金石开》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一通碑刻,留给后人的是关于善的思考,是对正义呐喊的余韵,是一个时期文化的反映。世间万物最易老的是人心,最可怕的是人类良知的荒芜。如果我们不能客观公正的审视历史,那么,我们苍老的不仅仅是人心,而是良知的荒芜。所以说,对金石文化的研究,保护和利用是有识之士的义举,是人类在反思过程中良知的回归人文的张扬。”这是对邢显博先生研究碑石文化意义的精到评说。

当然,邢显博先生对党史对碑石文化以及地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研究还在进行。文化使这位年逾花甲人精神焕发充满活力。无论是从有关电视专栏节目中,还是从他日常的言谈举止上,我们看到的都是谈吐儒雅、兴致盎然、仪态从容的专家学者的气度。文化对他有着无穷的魅力,他浓厚的文化情致给我们的是文化人的魅力。(二00五年冬于心韵斋)

兴隆寺散记

兴隆寺曾名天波寨,始建于唐代。在一座由南向北突兀而起的小山丘上,延绵着双峰。那爿后峰即是寺院的旧址。从山脚攀上峰顶时,呈现在面前的是一块椭圆形平地。弃耕栽植的小树在微风中摇曳,远处的群山在回首,近旁的县河、乾佑河、茨沟环绕奔流。相邻咫尺的城廓、工厂风光亮丽,这一切都让人顿感心旷神怡。望着这爿超越一千三百多年时空的古寺遗址,乘荫于一株挂满果实的树下,不由人浮想联翩,此地不正是僧侣们追求的闲云野鹤、逍遥尘外的境界吗?

然而,唐宋间香火鼎盛,殿宇璀璨的古刹,却在元代战乱中夷为废墟。后来,在恢复重建时,兴隆寺下移至山腰——人称罗汉坐禅腹脐处。据旧县志记载,至明成化二年(1466),住持法勤募化集资,扩置前殿塑罗汉,后殿三间重塑菩萨巨像金身,两厢九间,设立僧舍、客厅。至清乾隆十年又从地中掘得石佛三尊,寺产扩大到三十七亩多,寺庙声名远播,成为秦岭南麓,僧侣往来长安游方参禅的重要佛教寺院。民国初,由于寺租田稞大部被县学务局接管,寺院日渐衰落。建国后,寺院划归学校使用,除明代正殿得以完整保存外,其它面目全非。1991年镇安县人民政府公布该寺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落实宗教政策,将兴隆寺发还宗教部门使用,经僧侣住寺努力,又逐步恢复为佛教活动场所。

沿着羊肠小径移步山下时,映入眼帘的首先是兴隆寺夺目诱人的藏式佛塔。进入山门,绿树掩映,花草傍径,大雄宝殿外玉柱腾龙、雕梁画栋,颇足观瞻。雄踞殿中的释迦牟尼佛及左右的药师佛、阿弥陀佛等神态肃穆、半嗔半愠,似乎在见证历史,看笑“痴人”,容解难事。殿角的有四尊石刻,体态丰盈、面目慈祥的高大坐佛,服饰简洁,从肩至腕的鳝形衣端打着结,亭亭玉立的菩萨也有五六十公分高,身披帛裳,飘逸典雅,无一不具备唐时风格。正如文物考古论证,这些石刻与闻名的云岗石窟造形相近,是佛教艺术的明珠,也是兴隆寺藏文物的骄傲。它折射出佛教由西域传入中国长安后,曾在陕南占据辉煌的主导宗教地位。寺院中的一尊石狮上“大明嘉靖二十九年”题款字迹清晰可辩。一块刚出土彩釉琉璃龙吻残片,在诉说着寺庙的辉煌与兴衰。特别是一本石印的“陕西镇安兴隆寺巳丑春期传戒同戒录”,更让笔者对该寺在佛教界举足轻重之地位刮目相看。

“巳丑”何时也?它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这一年的春天,十方戒子闻风云集镇安者有秦、鄂、豫、鲁、晋、冀、辽、苏、川、陇、皖、青十四省八十二县(寺)的一百六十多名僧侣。他们在中国佛教协会陕西镇安兴隆寺支会会长蕴照(号印洲)大和尚主持下,开坛讲经受戒;始于二月初九,闭坛颁发“护戒牒”于三月初二日。

翻看“同戒录”,好像翻看着一部神秘的历史。眼前浮现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运筹渡江、解放全中国的壮丽画卷。其时镇安尚未解放。此时,僧侣们跋山涉水安之若素于镇安切蹉佛学,令人咸感猜疑?然而,读罢“同戒录”,答案却迎刃而解。其序云:“惟我镇安竟戒律三坛一事置之不问,以致我县教纲坠、宗风颓、佛教几乎一蹶不振”;“兴隆寺在昔尤称名胜,迨清末民初将所有租稞被外界人侵夺,此寺从故山门冷落,俨然一座古刹而为颓祠”。原来僧侣们是通过这次佛事活动,谴责国民党当局对寺产的剥夺,弘扬佛教精神。

如今的兴隆寺伴随着文物旅游事业的开发,正在焕发出活力。(邢显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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